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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鉴今,深入“反腐”再思考
来源:广西区纪检监察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7-21 浏览量:18295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和更替中,积累了丰富的反腐经验和策略,因为官正而流芳百世或因为官腐而遗臭万年的例子也让我们耳熟能详。古代中国在道德教化、立法和司法、监察机构的设置和运作等方面的反腐举措,对当代中国建设教育、制度、监督惩防腐败体系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一、要充分建立制度管人的行政体系

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央高度集权,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说明白一点,古代反腐引申出的监察体系,实际上是专制的君主用来驾驭和控制各级官僚的工具和手段,它并没有权力监督君主的行为。政权是否清廉,完全取决于大权独揽、朝纲独断的君主个人主观意志和道德品质。当出现昏君、暴君的时候,政治走向腐败和衰亡也就在所难免。即使出现励精图治的明君,短期内对官吏有着强烈的震慑作用,但并不能持久,最终只能“收效于一时,遗患于无穷”,心怀侥幸的贪官们依然是前赴后继。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极力推行重刑治腐,但并未能真正遏止腐败蔓延趋势,官员贪腐仍前仆后继。为此,他叹息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归根到底中国古代社会的反腐是人为反腐,不是制度反腐,法律制度必须以君主个人权力为后盾,“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法律和制度常常因为君主的变更而成为一纸空文,并不能得到严格、稳定地实施。加之中国古代在实施严刑竣法过程中,时常法外用刑,把重刑发展为滥杀,本身就是对法律和法治的一种否定。所以,以制度管人、建立最高权力的法律体系,使人人在法律、制度面前一律平等,如此,才是预防腐败的根本保障。

二、要加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中纪委说过:“独立性是生命线”,反腐败是对权力掌握者的监督和制约,这就决定了监督机关必须独立、高效、权力集中,有能力冲破公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

香港《廉政公署条例》规定,凡是贪污投诉,只要有足够线索可以追查的,一定要调查跟进,不容任何人干预,没有特权、侥幸和例外。2012年以来,廉政公署先后调查时任特首曾荫权、特首候选人唐英年和前廉政专员汤显明,引起国内外极大震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往往直接隶属于总统或国家立法机关,政治地位较高。东欧剧变后,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机构纷纷从隶属于政府领导向总统或议会权力中心靠拢,波兰、蒙古、泰国等对议会负责,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对总统负责。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大抵如此,如:美国政府道德署从联邦人事局独立出来,直接归总统领导。有人总结称,不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反腐败成功经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国家权力核心在哪里,反腐败机构就直接从属于哪里”。

因此,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才能瓦解腐败利益集团,打破权力监督瓶颈,从根本上提升反腐败成效。

三、要加强廉政道德文化建设

在新的历史时期,引发职务犯罪的内在原因主要是个人思想道德滑坡,个人私欲膨胀。大多数腐败分子都是由于忽视思想教育,放松自身的改造和学习,往往在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惑面前,丧失理性,走向了职务犯罪的道路。因此,加强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尤为重要。

我国古代道德教化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员的思想行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德治,即通过道德去教育感化人,使人知荣辱,去贪欲。历代王朝对民众和官员的道德品质教育均非常重视,不断向民众和官员灌输忠君爱国,廉洁奉公,勤俭节廉、“公生明,廉生威”等伦理道德观念,从而达到防治腐败的目的。德治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最重要反腐策略,也是历代的基本治国理念,其渊源可追溯至周代的“明德慎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我们应当借鉴古代反腐策略中文化元素的运用,注重廉政文化的建设和传播。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加强公职人员思想道德教育,提升公职人员的廉政意识,促使公职人员形成良好的廉政修养,从源头上自觉抵制腐败,根除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真正做到“不愿职务犯罪”。(吴文俊)